第二十二章 根
随着第一批葡萄藤在酒窖上方的山坡上入土后，九百八十亩地，分了三期开垦。第一期三百亩，种的是从莱茵高带回来的雷司令和从波尔多带回的赤霞珠。张振勋亲自带着工人在坡上挖坑、施肥、插藤、覆土。每一株藤之间的距离都用绳子量过，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根标好尺寸的木棍，一株一株地比着种，间隔不差半分。
当地来看热闹的农民围了一圈。有人蹲在地头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嘴里嘟囔着：“费这么大劲，还不如种几垄花生。“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句：“张先生，这玩意儿到底什么时候能收？“
张振勋从坑里直起腰来，擦了把汗，朝那人笑了笑：“三年后挂果。五年后能酿酒。“那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眼睛瞪圆了：“五年？就为了一口酒？“周围人哄笑起来，笑声里倒没有恶意，更多的是不信和好奇——他们头一回见到有人肯花五年工夫，只为让一样东西从地里长出来。
张振勋没有解释。他把最后一株藤的根埋好，覆上土，用手掌把土面轻轻拍实了，然后提起水桶给它浇了半桶水。水渗进土里去，在干燥的砂壤表面留下一个小小的、深色的圆印，像落了一滴很大的雨。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株藤在午后的阳光里微微摇晃——它还没有一片叶子，只是一根光秃秃的枝条插在土里，可他看见的，是它三年后的样子，五年后的样子，十年后整面坡都挂满了果穗的样子。
他已经等了那么久了。再多等几年，又算什么呢。
收工的时候，夕阳把整面坡镀成了金色。新插下去的一排排葡萄藤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着，每根枝条的影子在泥地上拖得长长的，一排挨着一排，像一支刚写上去的、还等着被时间填满的句子。张振勋站在坡顶上，看着那片新翻过的土地，看着那些安安静静立着的藤，又看了看远处正在施工中的工坊屋顶和更远处泛着磷光的海面。
他把沾满泥的双手在裤腿上擦了擦，然后从怀里摸出那枚雍正通宝。铜钱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绳结已经磨得发亮，那枚钱上的字也越发模糊——“雍正通宝“四个字，是三百年前铸的，比他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年纪都大。
他把铜钱攥在掌心里，闭上眼睛。
风从海上来，吹过九百八十亩刚刚被开垦过的土地，吹过他插下去的第一批葡萄藤，吹过那座七米深的地下酒窖，吹过站在坡顶上的这个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交替吹了半辈子的中年人。那些风在他身边打着旋，带走了一些汗水和灰尘，也带走了半生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与等待。
他把铜钱塞回怀里，睁开眼，朝坡下走去。
身后那片新种的藤在暮色里安安静静地站着，根须正在泥土深处一寸一寸地摸索着、伸展着、寻找着它们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位置。它们不知道什么是“三百年“、什么是“免税十五年“、什么是“巴达维亚之誓“。它们只知道一件事——土是温的，水是透的，春天来了，该长的总要长出来。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夏天。
第一批葡萄藤已长到齐膝的高度，张振勋几乎每隔三天就要上山看一次。烟台东郊的九百八十亩坡地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的试验田，每一块田头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品种名称和种植日期：赤霞珠、品丽珠、黑皮诺、雷司令、琼瑶浆、白诗南、赛美蓉、长相思……一共一百二十多个品种，从欧洲和北美搜集来的，经过漫长的海运和检疫，终于在烟台的土里扎下了根。
他蹲在田埂上，用手轻轻托起一片嫩叶，叶片在午后的光里几乎是透明的，叶脉像微细的河流网布在翠绿的底色上。那一片叶子在他掌心里的重量，轻得几乎没有，可他捧得小心翼翼，像捧着一枚刚出壳的蛋。
第二年的春天，藤蔓开始爬架了。纤细的卷须在晨光里颤颤地卷住铁丝，像婴孩的手指第一次攥住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张振勋让人在每一排藤架前面竖了记录牌，他每天经过的时候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用手摸一摸藤蔓的茎秆，感受那根茎在一天天变粗，从筷子尖那么细长到小指头那么粗。他在本子上记着：“六月初七，雷司令主蔓已逾一人高，侧枝生出七条。赤霞珠生长略缓，然茎干粗壮，根系应已深扎。“那些字写得密密麻麻的，每一行都带着一种近乎母亲般的端详和盼望。
到了第三年的春天，第一批果穗出现了。花是极小极淡的绿色，一串一串地藏在叶子底下，不凑近看根本发现不了。可张振勋看见了。那天清晨他照例上山巡查，走过雷司令那排藤架的时候，余光扫过一片叶子的背面，看见了一小串米粒大小的、嫩绿色的花苞，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一串还未成型的梦。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露水把他的裤腿和鞋面全打湿了，久到太阳从坡顶升到了树梢那么高。
“老汤，“他站起来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像是看见了某种怕一说出口就会碎掉的东西，“你来看。开花了。“
老汤跑过来凑着脑袋看了半天，又看了看张振勋的脸，然后笑了：“掌柜的，您这高兴得跟抱了孙子似的。“
张振勋没有笑。他转身看着整面坡——几百亩的葡萄藤在春风里微微摆动，每一排都在抽新芽，每一株都在往高了长。三年了。从买地、开荒、砌窖、引种，到如今第一批花开了，中间砸进去的银元、熬过的夜、咽下去的气，都在这一刻变得轻了。他伸手摸了摸那串花苞，指尖碰上去的时候感觉到一丝微凉和柔软，像触到了某种极脆弱又极坚韧的生命正在努力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他忽然想起过去那些人和事就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与此刻连到一起。此刻花开，是他等了半辈子才等来的事情。
“走吧，“他说，“下山。今晚让厨房加两个菜，给工人们喝一盅。“
那天晚上工坊里摆了十几桌酒。客家的石匠、山东的农工、南洋跟过来的老伙计，几十号人围坐在长条木桌旁边，猜拳的、说笑的、唱山歌的，闹成了一锅粥。张振勋坐在主位上，端着酒碗跟每一个人碰。酒是烟台本地的地瓜烧，烈，冲，一入口像吞了一团火。他喝了不少，脸喝了通红了，可眼睛是亮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坐在他旁边，都往碗里又斟满了，老汤说“掌柜的，这花开了，果就不远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家的葡萄吃了。“
施密特说“这葡萄，你倒不一定吃得惯！”
众人大笑........
张振勋把碗端起来，仰头干了。酒液从喉咙烧下去，把胸腔里那些积累了太久的潮湿和焦灼全烧干了。他放下碗，朝满屋子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被周围的喧闹盖过去了一半，可坐在他最近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都听见了：“三年了。没白等。“
可是那场劫难来得悄无声息，像一场在泥土底下穿了三年鞋的鬼。
1897年秋天，第一批葡萄挂了果。果穗不大，粒也小，可颜色是正的——雷司令泛着青黄的光，赤霞珠挂着一层薄薄的果霜，在太阳底下泛着幽蓝。张振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酸得他眼睛眯了一下，可是酸里面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隔着很远的距离传来的、春天的一缕回音。他把那一粒葡萄在舌尖上含了很久，才舍得咽下去。
可也是那个秋天，最先出事的是靠近河沟那一片的赤霞珠。
有个工人跑来报信的时候，张振勋和巴保正在酒窖里查看通风口的湿度。那工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煞白：“张先生！不好了！东边那片藤——叶子全黄了，有的都卷起来了！“
张振勋放下手里的湿度计，快步上了坡。到了那片地头一看，他愣住了。三天前还绿油油的藤蔓，此刻像被什么东西从地底下抽去了所有的力气——叶片发黄、卷曲、边缘焦枯，整株藤垂着头，枝条软塌塌地搭在铁丝架上，像一根被火燎过的绳子。
施密特蹲下身子，正用手挖开一株藤根部的土。挖到三寸深的时候，看见了那些根。
张振勋也蹲了下去看，根须上布满了细小的、瘤状的突起，一粒一粒的，像癞蛤蟆的背。
施密特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些突起是硬的，可稍一用力就碎了，里面渗出一股浑浊的汁液。他又挖了旁边另一株，一样的。再挖一株，还是一样。他蹲在那里挖了七八株藤的根，手越挖越慢，挖到最后，他停了手，把沾满泥的手指放在眼前看了很久，指腹上黏着那些细小瘤块的残渣，黄褐色的，带着一丝腐烂的气味。
张振勋站了起来，没有回头，朝坡下走去。那天他没有吃晚饭，一直和施密特在工棚里商量对策，直到深夜灯还亮着。老汤端了一锅粥放在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他悄悄推了一条缝看进去，看见张振勋和施密特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从法国带回来的葡萄病害图谱，翻到“根瘤蚜“那一页，插图里画着显微镜下虫害根系的剖面图——一粒一粒的瘤状突起，密密麻麻，跟白天他挖出来的那些一模一样。他的手按在那一页上，指节微微泛白，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
接下来的半个月，病害像瘟疫一样从河沟那片蔓延开来。
先是东边的赤霞珠，然后往西走，雷司令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然后是品丽珠、白诗南、长相思……一个接一个，一片接一片。那些藤蔓在春天的晨光里曾经嫩绿得发亮的叶片，如今一片接一片地卷起来、枯下去、掉在地上。工人们拿着锄头和剪刀站在地头，不知道该砍还是该留。有人偷偷抹眼泪——那些藤是他们一株一株亲手种下去的，每株都浇过水、施过肥、绑过架，三年了，眼看着就要结果了。
张振勋每天都在坡上走。从早到晚，从东到西，一个人走，不让人跟着。他走到哪一片地就在哪一片地里蹲下来，扒开土看那些根，用手摸那些瘤，然后站起来沉默地往前走。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眼窝一天比一天深，后颈的皮肤松弛了下去，像一株被旱了太久的藤，水分正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流失掉。老汤远远看着他走过的背影，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十岁。那个在巴达维亚码头上谈笑间买下一家船务公司的张振勋，那个在法国领事馆里举着酒杯说“将来我要带着中国的葡萄酒来这里“的张振勋，此刻蹲在烟台东郊的荒坡上，手心里攥着一把烂掉的根，像攥着一把碎了的梦。
有一天傍晚，张振勋从坡上走下来的时候，在工棚门口撞见了朱月芝。
她是从巴达维亚赶来的。老汤私下写了信回去，没敢告诉张振勋。朱月芝的船到了烟台，没让人接，自己雇了一辆骡车到了工地上，走进工棚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海风的气息和旅途的尘埃。她看见张振勋的那一刻，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瘦了太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陷进去了，鬓角的白发一下子多了一倍，像一夜之间落了霜。
“月芝“他叫她。
“我来了。“她说，走过去，伸出手，握住了他的。那双手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了——指节粗了，掌心的茧厚了一层，指甲缝里嵌着干掉的泥。
“我听说这边出事了。“
“虫。“他说，声音干涩得像秋后的枯叶，“根瘤蚜。欧洲也闹过，毁了一半的园子。我们这儿也躲不过。“他把手从她掌心里抽出来，走到一旁，望着远处那片在暮色里暗下去的坡地。光一点一点地从那些葡萄藤上抽离，像从垂死的人身上一寸一寸地收回温度。“一百二十个品种，三年心血，几百万银子——可能全没了。“
朱月芝走到他身后，没有碰他。她只是站在他肩后很近的地方，呼吸声均匀而轻。她等了一会儿，等到他的肩膀不像方才那样绷得那么紧了，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你想放弃吗？“
张振勋没有回答。
“你要是想放弃，“她继续说，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跟他说一件已经商量定了的事情，“我就陪你回去。南洋那边的产业还在，我们回巴达维亚去，种咖啡，种烟草，种什么不行？一样过日子。“
她停了一下。
“可你要是还想撑——我就留下来帮你撑。“
张振勋的背影在暮光里站了很久。远处海面上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沉下去，天从橘红变成暗紫，从暗紫变成深蓝，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那片巨大的绸缎一寸一寸地拉下来，盖住整片大地。他站在那片即将被夜色笼罩的坡地和工棚之间，站在放弃和撑下去之间，像站在一根极细的平衡木上。
他转过身来，看着朱月芝。她的眼睛里有一层很薄的光，像灯被风吹了一下，晃动了一下，然后稳住了。
“不回去。“他说。声音哑，可那两个字里的东西是实的，“三年都种下去了。不能白种。“
那天夜里，张振勋和施密特讨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张振勋把所有人叫到了工棚里。
石匠、农工、杂役、账房，还有从巴达维亚跟过来的几个老伙计，挤了满满一屋子。张振勋站在最前面，面前的木桌上摊着那本翻烂了的葡萄病害图谱，旁边是一张新写的清单——用毛笔写的，每一行都认真而清晰。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诸位，“他说，“虫害的事，大家都看见了。欧洲人当年遇上这事，死了一半的园子。可另一半活下来了。“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幅简单的示意图——两条根，一条粗壮的、带瘤的，一条细瘦的、干净的，两条根被画在了一起。
“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把欧洲的葡萄藤，嫁接到美洲的葡萄根上。美洲的根天生不怕这种虫。嫁接好了，上面的藤照样长欧洲的果子，下面的根不怕病。“
棚子里安静了一瞬，有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嘀咕：“嫁接？那是什么？把两根藤接在一起？“
张振勋点头：“对。像给人换了双腿，身子还是原来的，可脚底板不怕扎了。这法子在欧洲已经用了十几年，有用。我们也得做。“
“可是掌柜的，“老汤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来，“这法子我们谁也不会啊。嫁接、换根，这比盖窖垒石头难多了。我们没有懂这个的人——“
张振勋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来。那是他昨晚在灯下写好的，上面用英文写着收信地址——法国波尔多、奥地利维也纳。两封信，两个方向。“我请。欧洲有人懂这个。我去信请他们来。路费我出，报酬他们开。“
他说完这句话，棚里的议论声更大了——请洋人到这穷山沟来？还是做从没做过的事？有人说“这个怕是行不通“，有人说“不如换个地儿重新种“。那些声音嗡嗡地混杂在一起，像夏天的蚊虫在耳边绕。
张振勋没有打断他们，等那些声音渐渐低下去了，他才又开口。这一次他的声音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像摁进泥里的桩子：
“三年前我在这片坡上挖第一镐头的时候，有人笑我烧钱。我跟那人说十年后他会改口。如今才过了一半，我不能让这话变成一句空话。“
他环顾了一圈满屋子的人，目光从每一张脸上缓缓经过，最后在角落里看朱月芝，没说话，可她的眼神让张振勋的心定了一些。那眼神里没有犹疑，只有“你说了算“四个字。
“种葡萄，跟打仗一样，不怕输，怕的是还没打完就跑了。“他说，“这仗才打了一半。我还没跑。你们呢？“
棚子里静了一息。张成卿，突然激动地说了一句话：“东家没跑，我们跑什么。“
另一个人说：“张先生，你说了算。你让挖我们就挖，你让接我们就接。“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声音从零散的应和变成一片嗡嗡的、含混的、参差不齐的赞成，像春天的蜂巢被一只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整巢的蜜蜂都醒了。
张振勋站在桌前，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就接着干。“
那一年冬天，烟台的海风特别冷。
来自法国的葡萄嫁接专家杜瓦尔先生和来自奥地利的约瑟夫·巴保——迈尔教授推荐的那个中奥混血酿酒师——在十二月初先后到了烟台。杜瓦尔是个瘦高的中年人，须发皆红，鼻尖冻得通红，下了船第一句话就是：“张先生，我们先看地，再看根。“约瑟夫·巴保比他年轻许多，不到三十岁，穿着一件厚呢大衣，会说磕磕绊绊的粤语——是他母亲教他的，虽然腔调生硬，可张振勋听了心里一热。两个人一到就换了靴子上了坡，蹲在地里挖了整整一天的根。
那天收工的时候，杜瓦尔坐在工棚的火炉旁边，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说了三个字：“有得救。“
他把挖回来的病根样本摆在桌上，用一根细针挑开瘤块的外壳，把里面的东西放在一张白纸上。那是一只比芝麻还小的、黄褐色的虫子，六条腿，触须极细，在纸上慢慢蠕动着。“根瘤蚜，“杜瓦尔说，“靠吸食葡萄根部的汁液为生。它在根上咬出伤口，分泌唾液，根就会长出瘤状组织来堵塞伤口，越堵越死，最后整株藤的营养输送全断了。“他用针尖轻轻拨了拨那只小虫，虫子翻了个身，六条腿在空中无力地划了几下。“欧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大爆发，法国百分之四十的葡萄园毁了。后来美洲的砧木救了我们。“
张振勋看着那只在纸上蠕动的小虫。它那么小，小到一根针尖就能把它碾碎，可它几乎毁掉了半个欧洲的葡萄藤。它在泥土底下，它看不见，摸不着，等你看见叶子黄了的时候，它已经在根上啃了三年了。
“需要多久？“他问。
“嫁接试验，最快一年见分晓。大面积推广，至少两年。“杜瓦尔把针放下，看了张振勋一眼，“而且前期的失败率会很高。十个嫁接点能活三四个就算不错了。“
“钱不是问题。“张振勋说，“人够不够？“
“你这里的人手，不够。“杜瓦尔摇了摇头，“需要专门培训嫁接工，每根藤都要手工接，一刀切偏了就废了。至少还要再加三四十个熟练工。“
张振勋点了点头，转身对老汤说：“去招。工钱开双倍。山东本地找不够就从河北找，河北找不够就从河南找。只要肯学、手脚稳当的，全要。“
接下来的两年，是张振勋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那片坡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数以千计的嫁接。嫁接工们蹲在藤架下面，用小刀把病株的根系以上齐齐切断，再把从美国进口的抗性砧木——那些来自美洲种葡萄的强壮根须——削成楔形，嵌进切口里，用麻线和蜡封好接口，然后埋进湿润的土里。每一个动作都精细得像钟表匠在修一只走慢了的老怀表，一毫一厘的偏差都意味着这根藤的死亡。
第一次试验，三千株嫁接藤，活下来不到八百株。
杜瓦尔和施密特蹲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检查，每看到一根枯死的接穗就摇一摇头，用德语跟约瑟夫·巴保说几句什么。约瑟夫·巴保在一旁记着数据，脸色沉着，可手一直在微微地抖。张振勋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两千多株死去的藤被一株一株地拔出来、堆在田边，堆成一座小小的枯藤山。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又白费了……“他没有反驳，只是走到那堆枯藤前面蹲下来，随手拿起一根，摸了摸接口处干枯的切面。
“再接。“他说，然后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
第二次试验，四千株嫁接藤，活下来一千五百株。
杜瓦尔的眉头松了一些，可还是没有笑。“存活率还是不够。接口愈合期太长，冬天的低温会冻伤新生组织。明年得提前一个月做嫁接，让接口有足够的时间愈合再入冬。“
张振勋点头：“听你的。你说了算。“
第三次试验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开始，五千株。这一次他们选了向阳的坡面做嫁接圃，给每株新接好的藤罩了草帘，早晚浇水，天冷的时候点火盆增温。嫁接工们轮班守着那片圃子，夜里也有人在田头打着手电筒一株一株地看。约瑟夫·巴保每天记录每一株的生长数据，从接口愈合程度到新芽萌发的角度到叶片展开的日期，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大本册子。
张振勋几乎把那片嫁接圃当成了家。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工棚。他的腰背在这两年里弯了一些，鬓角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走路的步子不像从前那么快了，可他的眼睛没有塌下去。那双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轮流吹了半辈子的眼睛里，有一种越来越沉的东西，像石头被水流冲刷了很久，棱角磨平了，可质地更密了。
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看见他蹲在一株刚接好的藤旁边，手里攥着一小截尺把长的细麻绳，正在一圈一圈地缠绕接口处的蜡封。他缠得很慢，每绕一圈就停下来看一看接口是否吻合，然后换一个角度再绕下一圈。那个动作里有一种跟时间死磕的耐心，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不是跟那只小虫较劲，是跟“放弃“这两个字较劲。
“月芝，“他头也没抬，“你看这一株，接口已经长出愈伤组织了。“
朱月芝凑近看，接口处确实鼓起了一圈乳白色的、像嫩肉一样的组织，正在缓慢地包裹住嫁接的缝隙。那是活的证明。
“会成的。“他说。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人，看见远处有一抹极淡的绿。那抹绿还很远，远到要再走很远才能走到它跟前，可它在那里，它没有消失过。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秋天，第三批嫁接藤出圃移栽的时候，存活率第一次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那天杜瓦尔在圃子里抽查了一百株，活着的六十七株。他蹲在地上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摘掉手套，朝张振勋伸出了手。“恭喜你，张先生。你的园子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张振勋握住那只手的时候，感觉到对方的手指瘦硬而有力，带着长期握嫁接刀形成的厚茧。他的手也是那样的，两只手隔着三年的辛劳和等待握在一起，谁也没多说话。
傍晚的时候，张振勋一个人又上了坡。夕阳正好从西边照过来，把整面坡染成一片温柔的金红色。经过三年反复嫁接、补种、淘汰、再试，坡上的藤已经重新站起来了——比三年前少了一些品种，淘汰了那些最脆弱的，留下了二十多个最适应烟台风土的；可剩下的那些株株都站得很稳，叶子在晚风里哗哗地翻动着，像一面一面小旗在替他宣布什么消息。他走到最早嫁接成功的那一排雷司令前面，蹲下来，用手扒开根部的浮土，露出嫁接口的位置。
那道接口已经长合了。伤疤还在，是一圈凸起的、颜色稍深的环形组织，像一只手腕上戴了很久的镯子留下的印痕。可它愈合了，上下两截原本来自不同大陆的植物组织，此刻已经长成了一体，彼此输送着水分和养分，相互依存，谁也分不开谁了。
他想起三年前蹲在这片坡上挖出第一株病根时的那种感觉，像从胸腔里被掏走了一大块东西。如今那块东西又长回来了——不是原来的那块，是一块新的，带着伤疤的，可活着，而且是好好地活着。他把土重新盖回去，轻轻压实，然后站起来，从内袋里摸出那枚雍正通宝。铜钱在他掌心里是温热的，边缘被他摸了太多次，已经磨得光滑圆润，像一枚被海水冲了很久的石子。他攥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话，又把它放回了怀里。
远处海面上的晚霞正在慢慢褪去，天从橘红变成淡紫，从淡紫变成灰蓝，最后的余晖在海平线上收成一道细细的金线，然后又消失了。可他不急。他知道明天太阳还会从海面上升起来，照在这片坡上，照在那些带着伤疤的藤上，照在地底下七米深的那座酒窖的拱顶上。那窖三年前就砌好了，等了三年的酒还没进去，可它还会继续等下去——等那些藤把根扎得更深一些，等果子更饱满一些，等酿出来的第一滴酒落进橡木桶里，在它怀里安安静静地待上它该待的那些年。
他转身朝坡下走去。步子比三年前慢了一些，可每一步都踩在扎实的土地上，不虚不浮，不慌不忙。身后那片正在重新活过来的山坡在暮色里安静地站着，一千亩藤蔓在晚风里轻轻地摇，像一整片大地正在从一场漫长的病中缓慢地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见了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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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来看热闹的农民围了一圈。有人蹲在地头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嘴里嘟囔着：“费这么大劲，还不如种几垄花生。“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句：“张先生，这玩意儿到底什么时候能收？“
张振勋从坑里直起腰来，擦了把汗，朝那人笑了笑：“三年后挂果。五年后能酿酒。“那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眼睛瞪圆了：“五年？就为了一口酒？“周围人哄笑起来，笑声里倒没有恶意，更多的是不信和好奇——他们头一回见到有人肯花五年工夫，只为让一样东西从地里长出来。
张振勋没有解释。他把最后一株藤的根埋好，覆上土，用手掌把土面轻轻拍实了，然后提起水桶给它浇了半桶水。水渗进土里去，在干燥的砂壤表面留下一个小小的、深色的圆印，像落了一滴很大的雨。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株藤在午后的阳光里微微摇晃——它还没有一片叶子，只是一根光秃秃的枝条插在土里，可他看见的，是它三年后的样子，五年后的样子，十年后整面坡都挂满了果穗的样子。
他已经等了那么久了。再多等几年，又算什么呢。
收工的时候，夕阳把整面坡镀成了金色。新插下去的一排排葡萄藤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着，每根枝条的影子在泥地上拖得长长的，一排挨着一排，像一支刚写上去的、还等着被时间填满的句子。张振勋站在坡顶上，看着那片新翻过的土地，看着那些安安静静立着的藤，又看了看远处正在施工中的工坊屋顶和更远处泛着磷光的海面。
他把沾满泥的双手在裤腿上擦了擦，然后从怀里摸出那枚雍正通宝。铜钱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绳结已经磨得发亮，那枚钱上的字也越发模糊——“雍正通宝“四个字，是三百年前铸的，比他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年纪都大。
他把铜钱攥在掌心里，闭上眼睛。
风从海上来，吹过九百八十亩刚刚被开垦过的土地，吹过他插下去的第一批葡萄藤，吹过那座七米深的地下酒窖，吹过站在坡顶上的这个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交替吹了半辈子的中年人。那些风在他身边打着旋，带走了一些汗水和灰尘，也带走了半生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与等待。
他把铜钱塞回怀里，睁开眼，朝坡下走去。
身后那片新种的藤在暮色里安安静静地站着，根须正在泥土深处一寸一寸地摸索着、伸展着、寻找着它们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位置。它们不知道什么是“三百年“、什么是“免税十五年“、什么是“巴达维亚之誓“。它们只知道一件事——土是温的，水是透的，春天来了，该长的总要长出来。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夏天。
第一批葡萄藤已长到齐膝的高度，张振勋几乎每隔三天就要上山看一次。烟台东郊的九百八十亩坡地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的试验田，每一块田头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品种名称和种植日期：赤霞珠、品丽珠、黑皮诺、雷司令、琼瑶浆、白诗南、赛美蓉、长相思……一共一百二十多个品种，从欧洲和北美搜集来的，经过漫长的海运和检疫，终于在烟台的土里扎下了根。
他蹲在田埂上，用手轻轻托起一片嫩叶，叶片在午后的光里几乎是透明的，叶脉像微细的河流网布在翠绿的底色上。那一片叶子在他掌心里的重量，轻得几乎没有，可他捧得小心翼翼，像捧着一枚刚出壳的蛋。
第二年的春天，藤蔓开始爬架了。纤细的卷须在晨光里颤颤地卷住铁丝，像婴孩的手指第一次攥住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张振勋让人在每一排藤架前面竖了记录牌，他每天经过的时候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用手摸一摸藤蔓的茎秆，感受那根茎在一天天变粗，从筷子尖那么细长到小指头那么粗。他在本子上记着：“六月初七，雷司令主蔓已逾一人高，侧枝生出七条。赤霞珠生长略缓，然茎干粗壮，根系应已深扎。“那些字写得密密麻麻的，每一行都带着一种近乎母亲般的端详和盼望。
到了第三年的春天，第一批果穗出现了。花是极小极淡的绿色，一串一串地藏在叶子底下，不凑近看根本发现不了。可张振勋看见了。那天清晨他照例上山巡查，走过雷司令那排藤架的时候，余光扫过一片叶子的背面，看见了一小串米粒大小的、嫩绿色的花苞，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一串还未成型的梦。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露水把他的裤腿和鞋面全打湿了，久到太阳从坡顶升到了树梢那么高。
“老汤，“他站起来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像是看见了某种怕一说出口就会碎掉的东西，“你来看。开花了。“
老汤跑过来凑着脑袋看了半天，又看了看张振勋的脸，然后笑了：“掌柜的，您这高兴得跟抱了孙子似的。“
张振勋没有笑。他转身看着整面坡——几百亩的葡萄藤在春风里微微摆动，每一排都在抽新芽，每一株都在往高了长。三年了。从买地、开荒、砌窖、引种，到如今第一批花开了，中间砸进去的银元、熬过的夜、咽下去的气，都在这一刻变得轻了。他伸手摸了摸那串花苞，指尖碰上去的时候感觉到一丝微凉和柔软，像触到了某种极脆弱又极坚韧的生命正在努力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他忽然想起过去那些人和事就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与此刻连到一起。此刻花开，是他等了半辈子才等来的事情。
“走吧，“他说，“下山。今晚让厨房加两个菜，给工人们喝一盅。“
那天晚上工坊里摆了十几桌酒。客家的石匠、山东的农工、南洋跟过来的老伙计，几十号人围坐在长条木桌旁边，猜拳的、说笑的、唱山歌的，闹成了一锅粥。张振勋坐在主位上，端着酒碗跟每一个人碰。酒是烟台本地的地瓜烧，烈，冲，一入口像吞了一团火。他喝了不少，脸喝了通红了，可眼睛是亮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坐在他旁边，都往碗里又斟满了，老汤说“掌柜的，这花开了，果就不远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家的葡萄吃了。“
施密特说“这葡萄，你倒不一定吃得惯！”
众人大笑........
张振勋把碗端起来，仰头干了。酒液从喉咙烧下去，把胸腔里那些积累了太久的潮湿和焦灼全烧干了。他放下碗，朝满屋子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被周围的喧闹盖过去了一半，可坐在他最近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都听见了：“三年了。没白等。“
可是那场劫难来得悄无声息，像一场在泥土底下穿了三年鞋的鬼。
1897年秋天，第一批葡萄挂了果。果穗不大，粒也小，可颜色是正的——雷司令泛着青黄的光，赤霞珠挂着一层薄薄的果霜，在太阳底下泛着幽蓝。张振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酸得他眼睛眯了一下，可是酸里面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隔着很远的距离传来的、春天的一缕回音。他把那一粒葡萄在舌尖上含了很久，才舍得咽下去。
可也是那个秋天，最先出事的是靠近河沟那一片的赤霞珠。
有个工人跑来报信的时候，张振勋和巴保正在酒窖里查看通风口的湿度。那工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煞白：“张先生！不好了！东边那片藤——叶子全黄了，有的都卷起来了！“
张振勋放下手里的湿度计，快步上了坡。到了那片地头一看，他愣住了。三天前还绿油油的藤蔓，此刻像被什么东西从地底下抽去了所有的力气——叶片发黄、卷曲、边缘焦枯，整株藤垂着头，枝条软塌塌地搭在铁丝架上，像一根被火燎过的绳子。
施密特蹲下身子，正用手挖开一株藤根部的土。挖到三寸深的时候，看见了那些根。
张振勋也蹲了下去看，根须上布满了细小的、瘤状的突起，一粒一粒的，像癞蛤蟆的背。
施密特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些突起是硬的，可稍一用力就碎了，里面渗出一股浑浊的汁液。他又挖了旁边另一株，一样的。再挖一株，还是一样。他蹲在那里挖了七八株藤的根，手越挖越慢，挖到最后，他停了手，把沾满泥的手指放在眼前看了很久，指腹上黏着那些细小瘤块的残渣，黄褐色的，带着一丝腐烂的气味。
张振勋站了起来，没有回头，朝坡下走去。那天他没有吃晚饭，一直和施密特在工棚里商量对策，直到深夜灯还亮着。老汤端了一锅粥放在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他悄悄推了一条缝看进去，看见张振勋和施密特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从法国带回来的葡萄病害图谱，翻到“根瘤蚜“那一页，插图里画着显微镜下虫害根系的剖面图——一粒一粒的瘤状突起，密密麻麻，跟白天他挖出来的那些一模一样。他的手按在那一页上，指节微微泛白，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
接下来的半个月，病害像瘟疫一样从河沟那片蔓延开来。
先是东边的赤霞珠，然后往西走，雷司令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然后是品丽珠、白诗南、长相思……一个接一个，一片接一片。那些藤蔓在春天的晨光里曾经嫩绿得发亮的叶片，如今一片接一片地卷起来、枯下去、掉在地上。工人们拿着锄头和剪刀站在地头，不知道该砍还是该留。有人偷偷抹眼泪——那些藤是他们一株一株亲手种下去的，每株都浇过水、施过肥、绑过架，三年了，眼看着就要结果了。
张振勋每天都在坡上走。从早到晚，从东到西，一个人走，不让人跟着。他走到哪一片地就在哪一片地里蹲下来，扒开土看那些根，用手摸那些瘤，然后站起来沉默地往前走。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眼窝一天比一天深，后颈的皮肤松弛了下去，像一株被旱了太久的藤，水分正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流失掉。老汤远远看着他走过的背影，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十岁。那个在巴达维亚码头上谈笑间买下一家船务公司的张振勋，那个在法国领事馆里举着酒杯说“将来我要带着中国的葡萄酒来这里“的张振勋，此刻蹲在烟台东郊的荒坡上，手心里攥着一把烂掉的根，像攥着一把碎了的梦。
有一天傍晚，张振勋从坡上走下来的时候，在工棚门口撞见了朱月芝。
她是从巴达维亚赶来的。老汤私下写了信回去，没敢告诉张振勋。朱月芝的船到了烟台，没让人接，自己雇了一辆骡车到了工地上，走进工棚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海风的气息和旅途的尘埃。她看见张振勋的那一刻，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瘦了太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陷进去了，鬓角的白发一下子多了一倍，像一夜之间落了霜。
“月芝“他叫她。
“我来了。“她说，走过去，伸出手，握住了他的。那双手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了——指节粗了，掌心的茧厚了一层，指甲缝里嵌着干掉的泥。
“我听说这边出事了。“
“虫。“他说，声音干涩得像秋后的枯叶，“根瘤蚜。欧洲也闹过，毁了一半的园子。我们这儿也躲不过。“他把手从她掌心里抽出来，走到一旁，望着远处那片在暮色里暗下去的坡地。光一点一点地从那些葡萄藤上抽离，像从垂死的人身上一寸一寸地收回温度。“一百二十个品种，三年心血，几百万银子——可能全没了。“
朱月芝走到他身后，没有碰他。她只是站在他肩后很近的地方，呼吸声均匀而轻。她等了一会儿，等到他的肩膀不像方才那样绷得那么紧了，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你想放弃吗？“
张振勋没有回答。
“你要是想放弃，“她继续说，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跟他说一件已经商量定了的事情，“我就陪你回去。南洋那边的产业还在，我们回巴达维亚去，种咖啡，种烟草，种什么不行？一样过日子。“
她停了一下。
“可你要是还想撑——我就留下来帮你撑。“
张振勋的背影在暮光里站了很久。远处海面上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沉下去，天从橘红变成暗紫，从暗紫变成深蓝，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那片巨大的绸缎一寸一寸地拉下来，盖住整片大地。他站在那片即将被夜色笼罩的坡地和工棚之间，站在放弃和撑下去之间，像站在一根极细的平衡木上。
他转过身来，看着朱月芝。她的眼睛里有一层很薄的光，像灯被风吹了一下，晃动了一下，然后稳住了。
“不回去。“他说。声音哑，可那两个字里的东西是实的，“三年都种下去了。不能白种。“
那天夜里，张振勋和施密特讨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张振勋把所有人叫到了工棚里。
石匠、农工、杂役、账房，还有从巴达维亚跟过来的几个老伙计，挤了满满一屋子。张振勋站在最前面，面前的木桌上摊着那本翻烂了的葡萄病害图谱，旁边是一张新写的清单——用毛笔写的，每一行都认真而清晰。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诸位，“他说，“虫害的事，大家都看见了。欧洲人当年遇上这事，死了一半的园子。可另一半活下来了。“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幅简单的示意图——两条根，一条粗壮的、带瘤的，一条细瘦的、干净的，两条根被画在了一起。
“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把欧洲的葡萄藤，嫁接到美洲的葡萄根上。美洲的根天生不怕这种虫。嫁接好了，上面的藤照样长欧洲的果子，下面的根不怕病。“
棚子里安静了一瞬，有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嘀咕：“嫁接？那是什么？把两根藤接在一起？“
张振勋点头：“对。像给人换了双腿，身子还是原来的，可脚底板不怕扎了。这法子在欧洲已经用了十几年，有用。我们也得做。“
“可是掌柜的，“老汤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来，“这法子我们谁也不会啊。嫁接、换根，这比盖窖垒石头难多了。我们没有懂这个的人——“
张振勋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来。那是他昨晚在灯下写好的，上面用英文写着收信地址——法国波尔多、奥地利维也纳。两封信，两个方向。“我请。欧洲有人懂这个。我去信请他们来。路费我出，报酬他们开。“
他说完这句话，棚里的议论声更大了——请洋人到这穷山沟来？还是做从没做过的事？有人说“这个怕是行不通“，有人说“不如换个地儿重新种“。那些声音嗡嗡地混杂在一起，像夏天的蚊虫在耳边绕。
张振勋没有打断他们，等那些声音渐渐低下去了，他才又开口。这一次他的声音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像摁进泥里的桩子：
“三年前我在这片坡上挖第一镐头的时候，有人笑我烧钱。我跟那人说十年后他会改口。如今才过了一半，我不能让这话变成一句空话。“
他环顾了一圈满屋子的人，目光从每一张脸上缓缓经过，最后在角落里看朱月芝，没说话，可她的眼神让张振勋的心定了一些。那眼神里没有犹疑，只有“你说了算“四个字。
“种葡萄，跟打仗一样，不怕输，怕的是还没打完就跑了。“他说，“这仗才打了一半。我还没跑。你们呢？“
棚子里静了一息。张成卿，突然激动地说了一句话：“东家没跑，我们跑什么。“
另一个人说：“张先生，你说了算。你让挖我们就挖，你让接我们就接。“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声音从零散的应和变成一片嗡嗡的、含混的、参差不齐的赞成，像春天的蜂巢被一只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整巢的蜜蜂都醒了。
张振勋站在桌前，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就接着干。“
那一年冬天，烟台的海风特别冷。
来自法国的葡萄嫁接专家杜瓦尔先生和来自奥地利的约瑟夫·巴保——迈尔教授推荐的那个中奥混血酿酒师——在十二月初先后到了烟台。杜瓦尔是个瘦高的中年人，须发皆红，鼻尖冻得通红，下了船第一句话就是：“张先生，我们先看地，再看根。“约瑟夫·巴保比他年轻许多，不到三十岁，穿着一件厚呢大衣，会说磕磕绊绊的粤语——是他母亲教他的，虽然腔调生硬，可张振勋听了心里一热。两个人一到就换了靴子上了坡，蹲在地里挖了整整一天的根。
那天收工的时候，杜瓦尔坐在工棚的火炉旁边，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说了三个字：“有得救。“
他把挖回来的病根样本摆在桌上，用一根细针挑开瘤块的外壳，把里面的东西放在一张白纸上。那是一只比芝麻还小的、黄褐色的虫子，六条腿，触须极细，在纸上慢慢蠕动着。“根瘤蚜，“杜瓦尔说，“靠吸食葡萄根部的汁液为生。它在根上咬出伤口，分泌唾液，根就会长出瘤状组织来堵塞伤口，越堵越死，最后整株藤的营养输送全断了。“他用针尖轻轻拨了拨那只小虫，虫子翻了个身，六条腿在空中无力地划了几下。“欧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大爆发，法国百分之四十的葡萄园毁了。后来美洲的砧木救了我们。“
张振勋看着那只在纸上蠕动的小虫。它那么小，小到一根针尖就能把它碾碎，可它几乎毁掉了半个欧洲的葡萄藤。它在泥土底下，它看不见，摸不着，等你看见叶子黄了的时候，它已经在根上啃了三年了。
“需要多久？“他问。
“嫁接试验，最快一年见分晓。大面积推广，至少两年。“杜瓦尔把针放下，看了张振勋一眼，“而且前期的失败率会很高。十个嫁接点能活三四个就算不错了。“
“钱不是问题。“张振勋说，“人够不够？“
“你这里的人手，不够。“杜瓦尔摇了摇头，“需要专门培训嫁接工，每根藤都要手工接，一刀切偏了就废了。至少还要再加三四十个熟练工。“
张振勋点了点头，转身对老汤说：“去招。工钱开双倍。山东本地找不够就从河北找，河北找不够就从河南找。只要肯学、手脚稳当的，全要。“
接下来的两年，是张振勋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那片坡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数以千计的嫁接。嫁接工们蹲在藤架下面，用小刀把病株的根系以上齐齐切断，再把从美国进口的抗性砧木——那些来自美洲种葡萄的强壮根须——削成楔形，嵌进切口里，用麻线和蜡封好接口，然后埋进湿润的土里。每一个动作都精细得像钟表匠在修一只走慢了的老怀表，一毫一厘的偏差都意味着这根藤的死亡。
第一次试验，三千株嫁接藤，活下来不到八百株。
杜瓦尔和施密特蹲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检查，每看到一根枯死的接穗就摇一摇头，用德语跟约瑟夫·巴保说几句什么。约瑟夫·巴保在一旁记着数据，脸色沉着，可手一直在微微地抖。张振勋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两千多株死去的藤被一株一株地拔出来、堆在田边，堆成一座小小的枯藤山。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又白费了……“他没有反驳，只是走到那堆枯藤前面蹲下来，随手拿起一根，摸了摸接口处干枯的切面。
“再接。“他说，然后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
第二次试验，四千株嫁接藤，活下来一千五百株。
杜瓦尔的眉头松了一些，可还是没有笑。“存活率还是不够。接口愈合期太长，冬天的低温会冻伤新生组织。明年得提前一个月做嫁接，让接口有足够的时间愈合再入冬。“
张振勋点头：“听你的。你说了算。“
第三次试验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开始，五千株。这一次他们选了向阳的坡面做嫁接圃，给每株新接好的藤罩了草帘，早晚浇水，天冷的时候点火盆增温。嫁接工们轮班守着那片圃子，夜里也有人在田头打着手电筒一株一株地看。约瑟夫·巴保每天记录每一株的生长数据，从接口愈合程度到新芽萌发的角度到叶片展开的日期，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大本册子。
张振勋几乎把那片嫁接圃当成了家。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工棚。他的腰背在这两年里弯了一些，鬓角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走路的步子不像从前那么快了，可他的眼睛没有塌下去。那双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轮流吹了半辈子的眼睛里，有一种越来越沉的东西，像石头被水流冲刷了很久，棱角磨平了，可质地更密了。
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看见他蹲在一株刚接好的藤旁边，手里攥着一小截尺把长的细麻绳，正在一圈一圈地缠绕接口处的蜡封。他缠得很慢，每绕一圈就停下来看一看接口是否吻合，然后换一个角度再绕下一圈。那个动作里有一种跟时间死磕的耐心，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不是跟那只小虫较劲，是跟“放弃“这两个字较劲。
“月芝，“他头也没抬，“你看这一株，接口已经长出愈伤组织了。“
朱月芝凑近看，接口处确实鼓起了一圈乳白色的、像嫩肉一样的组织，正在缓慢地包裹住嫁接的缝隙。那是活的证明。
“会成的。“他说。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人，看见远处有一抹极淡的绿。那抹绿还很远，远到要再走很远才能走到它跟前，可它在那里，它没有消失过。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秋天，第三批嫁接藤出圃移栽的时候，存活率第一次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那天杜瓦尔在圃子里抽查了一百株，活着的六十七株。他蹲在地上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摘掉手套，朝张振勋伸出了手。“恭喜你，张先生。你的园子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张振勋握住那只手的时候，感觉到对方的手指瘦硬而有力，带着长期握嫁接刀形成的厚茧。他的手也是那样的，两只手隔着三年的辛劳和等待握在一起，谁也没多说话。
傍晚的时候，张振勋一个人又上了坡。夕阳正好从西边照过来，把整面坡染成一片温柔的金红色。经过三年反复嫁接、补种、淘汰、再试，坡上的藤已经重新站起来了——比三年前少了一些品种，淘汰了那些最脆弱的，留下了二十多个最适应烟台风土的；可剩下的那些株株都站得很稳，叶子在晚风里哗哗地翻动着，像一面一面小旗在替他宣布什么消息。他走到最早嫁接成功的那一排雷司令前面，蹲下来，用手扒开根部的浮土，露出嫁接口的位置。
那道接口已经长合了。伤疤还在，是一圈凸起的、颜色稍深的环形组织，像一只手腕上戴了很久的镯子留下的印痕。可它愈合了，上下两截原本来自不同大陆的植物组织，此刻已经长成了一体，彼此输送着水分和养分，相互依存，谁也分不开谁了。
他想起三年前蹲在这片坡上挖出第一株病根时的那种感觉，像从胸腔里被掏走了一大块东西。如今那块东西又长回来了——不是原来的那块，是一块新的，带着伤疤的，可活着，而且是好好地活着。他把土重新盖回去，轻轻压实，然后站起来，从内袋里摸出那枚雍正通宝。铜钱在他掌心里是温热的，边缘被他摸了太多次，已经磨得光滑圆润，像一枚被海水冲了很久的石子。他攥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话，又把它放回了怀里。
远处海面上的晚霞正在慢慢褪去，天从橘红变成淡紫，从淡紫变成灰蓝，最后的余晖在海平线上收成一道细细的金线，然后又消失了。可他不急。他知道明天太阳还会从海面上升起来，照在这片坡上，照在那些带着伤疤的藤上，照在地底下七米深的那座酒窖的拱顶上。那窖三年前就砌好了，等了三年的酒还没进去，可它还会继续等下去——等那些藤把根扎得更深一些，等果子更饱满一些，等酿出来的第一滴酒落进橡木桶里，在它怀里安安静静地待上它该待的那些年。
他转身朝坡下走去。步子比三年前慢了一些，可每一步都踩在扎实的土地上，不虚不浮，不慌不忙。身后那片正在重新活过来的山坡在暮色里安静地站着，一千亩藤蔓在晚风里轻轻地摇，像一整片大地正在从一场漫长的病中缓慢地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见了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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