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一章 九哥，石灰进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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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第一章 九哥，石灰进了眼睛
一
1936年10月20日。广西梧州。晚上七点四十分。新西旅店，二楼。
王亚樵坐在窗边。手里攥着一封信。
信是三天前到的。余婉君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手在抖。信上说她在香港过不下去了。带着孩子。没钱。没饭吃。想来梧州投奔九哥。信的最后一行写着：“九哥。立奎在南京大牢里。天天挨打。他们说。只要你说句话。立奎就能出来。”
王亚樵把信折起来。塞进兜里。他站起来。走到窗口。
新西旅店是梧州最高的楼。七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西洋柱子。岭南骑楼。站在二楼窗口往下看。西江从楼下淌过去。水是黄的。江面上有船。渔火一明一灭。像鬼眨眼。
他想起一件事。三年前在上海。余立奎跟着他干。刺宋子文。炸“出云”号。杀白川大将。余立奎从来没有怕过。枪顶在脑门上。眼皮都不眨。戴笠把他抓了。关在南京。老虎凳。辣椒水。电刑。余立奎一个字都没说。
戴笠拿他没办法。但戴笠知道。余立奎有个女人。
余婉君。
王亚樵在窗玻璃上看自己的脸。玻璃映出来的。模模糊糊。他伸手摸了摸下巴。下巴上的胡子三天没刮了。扎手。他想起余婉君的信。信上写“九哥。立奎在南京大牢里”。这句话不对。戴笠抓了余立奎。但余立奎不是政治犯。他是军人。军统抓人。不会关在南京大牢。关在哪儿？关在军统自己的看守所里。余婉君不该知道“南京大牢”这四个字。
除非有人教她这么写。
二
王亚樵把信从兜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看的是信封。信封上贴着一张邮票。邮票是香港的。邮戳是香港的。但邮戳的日期是10月16日。信是10月16日从香港寄出来的。余婉君说她在香港过不下去了。但10月16日。她还在香港。她写了信。寄了。三天后她到了梧州。
这不对。如果她在香港过不下去了。她应该先到了梧州。再写信。或者写了信。人在路上。不会信先到。人后到。除非她早就到了梧州。信是事先写好的。托人从香港寄的。
王亚樵把信攥在手里。他兜里还有一颗铜扣子。十年前在皇姑屯。他捡的。铁轨边。那颗扣子他留了八年。他不知道这颗扣子有什么用。但他觉得这东西不吉利。每看一次。心里就沉一次。
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刻着“南满”。他松开手。把扣子放回兜里。然后他站起来。穿上长衫。灰布长衫。脚上是千层底的布鞋。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房间。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写了一首词。他昨天写的。词牌叫《念奴娇》。词里有“西江烟雨哭陆沉”。有“北顾延河非孤云”。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首词。写完了他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他把纸折起来。压在枕头底下。
然后他下了楼。
三
晚上八点零三分。梧州。西江岸边。余婉君住所。
房子是李济深家的。李济深是广西省政府**。梧州是他的老家。王亚樵投奔李济深。住在李圩子。但余婉君来了之后。李济深把西江岸边一处房子借给她住。二层小楼。青砖灰瓦。门口种着一棵龙眼树。树上有果子。熟透了。没人摘。落在地上。烂了。烂果子散发出一股甜腻的味儿。混着江水的腥味儿。混着夜里潮湿的土味儿。
王亚樵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弄堂很窄。两边是墙。墙上长着青苔。头顶上有月亮。月亮被云遮了半边。剩下的半边照在地上。白惨惨的。弄堂口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在打盹。车把上挂着一盏马灯。火苗在风里晃。
王亚樵看了那辆黄包车两秒钟。然后他转过身。推开余婉君的门。
门没锁。
四
屋里很暗。只有里屋亮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拧得很小。火苗只有豆大。光从门缝里透出来。在地上铺了一条细线。
“婉君？”
没人回答。
王亚樵往里走。布鞋踩在砖地上。没有声音。他走到里屋门口。门半开着。他伸手去推。
手刚碰到门板——
一捧石灰。劈头盖脸地撒过来。
白的。粉末状的。像雪。但比雪烫。石灰进了眼睛。两只眼睛。像被火烧了一样。他猛地闭上眼。但已经晚了。石灰溶在眼泪里。变成碱水。烧着眼珠。他感觉自己的眼珠子在化。
“尿你妈——！”
王亚樵骂了一句。合肥话。粗的。野的。他一边骂。一边往后退。退了两步。后背撞在墙上。墙上凉。凉的。他靠着墙。抬起手。胡乱擦眼睛。越擦越疼。
然后他听见了脚步声。不止一个。好几个。皮鞋。后跟磕在砖地上。哒。哒。哒。从屋里往外走。往他这边走。
王亚樵把手伸进长衫里。摸到了枪。德国造。毛瑟。他拔出来。眼睛看不见。他只能听。脚步声近了。他开枪。
砰。砰。砰。
枪声在屋里炸开。震得耳朵嗡嗡响。他听见有人叫了一声。中了。至少中了一个。
但脚步声没停。他们从两边包过来。王亚樵把枪口转过去。又是一枪。砰。但子弹打在了墙上。他听见砖屑飞溅的声音。
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余婉君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九哥——！”
她的声音在抖。在哭。王亚樵的枪口顿了一下。就是这一下。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肩。他手里的枪飞了。枪掉在地上。滑到了墙角。他弯腰去捡。眼睛看不见。他摸。手指头碰到了枪管。他攥住。但来不及了。
第二颗子弹打中了左胸。
第三颗。打在肚子上。
第四颗。打在右腿上。
第五颗。打在腰上。
王亚樵跪下来了。膝盖磕在砖地上。他感觉到血从身体里往外冒。热的。一股一股的。他嘴里涌上来腥甜。他咳了一声。血喷在面前的地上。
他听见有人走过来。走到他面前。停下。
然后。刀。
第一刀。砍在肩膀上。骨头断了。咔嚓一声。
第二刀。砍在背上。皮开肉绽。
第三刀。砍在脸上。
刀尖从下巴开始。往上划。划开皮。划开肉。像剥橘子皮一样。从下巴剥到额头。皮往下翻。血往下淌。王亚樵的脸皮被整张剥了下来。
他倒了。
倒在地上。脸朝下。看不见了。但他还有意识。最后的一点。他听见余婉君在哭。哭得很大声。然后她的哭声停了。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倒在地上。
王亚樵的手在地上摸。摸到了什么。圆的。铜的。他攥住。
那颗扣子。从兜里掉出来的。他攥着。攥着。然后他的手松开了。
五
特务们走了。从后门走的。往西江边跑。上了汽艇。汽艇开走了。江面上留下一道白浪。很快就被黑水吞了。
屋里静了。
煤油灯还亮着。灯芯烧到了底。火苗跳了两下。灭了。
黑暗里。王亚樵的手还攥着那颗扣子。手指头僵了。但扣子还在手心里。铜的。刻着“南满”。
余婉君倒在里屋的门槛上。脖子上有一道口子。血淌了一地。她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壁虎。壁虎不动。
六
第二天早上。梧州。李圩子。
李济深坐在堂屋里。手里端着一碗茶。茶凉了。他端了半个时辰。一口没喝。
他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姓郑。郑抱真。王亚樵的副手。跟了王亚樵十二年。从上海到香港到梧州。
“九哥昨晚去了余婉君那儿。”
李济深抬起头。
“去了多久？”
“一晚上没回来。”
李济深把茶碗放下。碗底磕在桌上。咚。他站起来。他什么也没说。他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备车。”
车到了西江岸边。李济深下车。他看见了那栋二层小楼。门开着。门口的地上有脚印。血脚印。从屋里一直延伸到门槛外面。
他走进去。
王亚樵躺在地上。脸朝下。李济深蹲下来。他看了一眼那张脸。然后他转过头。他的嘴唇在抖。他没有说话。他拿手帕。把王亚樵脸上盖住。
他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余婉君倒在门槛上。脖子上有刀口。
李济深回到堂屋。郑抱真站在门口。
“九哥身上的东西。找过没有？”
郑抱真摇头。
“找。”
郑抱真蹲下来。翻了王亚樵的长衫口袋。空空的。他又翻了裤兜。也空的。他翻了里屋。翻了余婉君的身上。没有。
“什么都没有。”
李济深看着王亚樵的手。右手。攥着。攥得很紧。他蹲下来。把王亚樵的手指头一根一根掰开。
手心里。一颗扣子。
铜的。圆的。上面刻着“南满”。
李济深把扣子拿起来。放在掌心里看。扣子背面有一行字。很小。他凑到窗口的光底下看。
“第八颗。”
七
李济深把扣子攥在手里。他站在窗口。窗外是西江。江面上有雾。雾很厚。看不见对岸。
“郑抱真。”
“在。”
“九哥昨天写的那首词。在哪？”
“在枕头底下。”
“拿来。”
郑抱真跑回去。过了一会儿。跑回来。手里攥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念奴娇·困梧州》。字迹潦草。但每一笔都清楚。
李济深把词接过来。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停住了。
最后一句是：“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他问郑抱真：“延河。是什么地方？”
郑抱真说：“延安。”
李济深把纸折起来。塞进兜里。他看着窗外。雾更厚了。
“九哥想投延安。他给周恩来写了信。我写了推荐函。”
他转过身来。
“郑抱真。你听着。九哥的死。跟戴笠有关。但不止戴笠。”
“您是说——”
李济深把掌心里的扣子举起来。
“这个扣子。是从皇姑屯来的。张作霖死的时候。有一颗。铁轨边有两颗。奉天棺材铺有一颗。济南有一颗。刘维周肚子里有一颗。阮玲玉棺材里有一颗。现在是第八颗。九哥手心里。”
“第八颗。还差几颗？”
“不知道。”
李济深把扣子收起来。
“但我知道一件事。这颗扣子不是戴笠留的。戴笠没这个习惯。留扣子的人。跟了这件事八年了。从皇姑屯跟到梧州。从东北跟到广西。”
“他是谁？”
李济深没回答。他走到王亚樵身边。蹲下来。他看着手帕底下那张被剥了皮的脸。他想起王亚樵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今年春天。王亚樵刚到梧州的时候。坐在院子里。喝着茶。突然说了一句。
“济深兄。我这辈子杀了很多人。但我最想杀的人。还没杀。”
李济深当时问：“谁？”
王亚樵说：“那个留扣子的人。”
八
那天晚上。梧州电报局。一个电报员坐在机器前面。
嘀嘀嗒嗒的声音。他在发一封电报。收报人：香港。内容很短：
“九哥去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
电报发出去之后。电报员站起来。他走到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在打盹。电报员上了车。
“去哪？”
“码头。”
黄包车跑起来。轮子碾过石板路。咕噜咕噜的。
电报员坐在车上。他从兜里掏出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攥在手里。
黄包车到了码头。电报员下车。码头上停着一艘汽艇。他跳上去。汽艇发动了。往香港方向开去。
在汽艇上。电报员把扣子翻过来。扣子背面刻着一个字。一个数字。他看了一眼。是“九”。
他笑了。
第九颗。
还差一颗。
九
同一天夜里。南京。戴笠办公室。
戴笠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份电报。电报是梧州站发来的。上面写着：“已办妥。脸皮剥下。扣子在手心。”
戴笠把电报烧了。他看着纸灰飘起来。碎了。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一个土坡前面。四个人都笑着。笑得很难看。因为那时候天很冷。风很大。照相的人喊“笑一笑”。他们咧了咧嘴。就拍下来了。
戴笠看着照片上王亚樵的脸。那张脸在笑。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着。他在湖州的时候。王亚樵最爱笑。笑起来声音很大。哈哈哈的。震得土墙掉灰。
戴笠拿起钢笔。笔尖在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画了一个叉。叉在王亚樵的脸上。墨迹洇开了。王亚樵的笑脸被黑墨水盖住了。
戴笠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写的是：“民国十三年。湖州。四人结拜。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
他拿起笔。在“王亚樵”三个字上。又画了一个叉。然后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他看着那个被墨水盖住的脸。
“大哥。”
他说。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你别怪我。”
然后他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他把扣子拿出来。放在桌上。跟照片并排。
他看着那颗扣子。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夜。黑黢黢的。他想起王亚樵说过的一句话。
“雨农。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戴笠攥紧了扣子。铜的棱角硌着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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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6年10月20日。广西梧州。晚上七点四十分。新西旅店，二楼。
王亚樵坐在窗边。手里攥着一封信。
信是三天前到的。余婉君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手在抖。信上说她在香港过不下去了。带着孩子。没钱。没饭吃。想来梧州投奔九哥。信的最后一行写着：“九哥。立奎在南京大牢里。天天挨打。他们说。只要你说句话。立奎就能出来。”
王亚樵把信折起来。塞进兜里。他站起来。走到窗口。
新西旅店是梧州最高的楼。七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西洋柱子。岭南骑楼。站在二楼窗口往下看。西江从楼下淌过去。水是黄的。江面上有船。渔火一明一灭。像鬼眨眼。
他想起一件事。三年前在上海。余立奎跟着他干。刺宋子文。炸“出云”号。杀白川大将。余立奎从来没有怕过。枪顶在脑门上。眼皮都不眨。戴笠把他抓了。关在南京。老虎凳。辣椒水。电刑。余立奎一个字都没说。
戴笠拿他没办法。但戴笠知道。余立奎有个女人。
余婉君。
王亚樵在窗玻璃上看自己的脸。玻璃映出来的。模模糊糊。他伸手摸了摸下巴。下巴上的胡子三天没刮了。扎手。他想起余婉君的信。信上写“九哥。立奎在南京大牢里”。这句话不对。戴笠抓了余立奎。但余立奎不是政治犯。他是军人。军统抓人。不会关在南京大牢。关在哪儿？关在军统自己的看守所里。余婉君不该知道“南京大牢”这四个字。
除非有人教她这么写。
二
王亚樵把信从兜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看的是信封。信封上贴着一张邮票。邮票是香港的。邮戳是香港的。但邮戳的日期是10月16日。信是10月16日从香港寄出来的。余婉君说她在香港过不下去了。但10月16日。她还在香港。她写了信。寄了。三天后她到了梧州。
这不对。如果她在香港过不下去了。她应该先到了梧州。再写信。或者写了信。人在路上。不会信先到。人后到。除非她早就到了梧州。信是事先写好的。托人从香港寄的。
王亚樵把信攥在手里。他兜里还有一颗铜扣子。十年前在皇姑屯。他捡的。铁轨边。那颗扣子他留了八年。他不知道这颗扣子有什么用。但他觉得这东西不吉利。每看一次。心里就沉一次。
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刻着“南满”。他松开手。把扣子放回兜里。然后他站起来。穿上长衫。灰布长衫。脚上是千层底的布鞋。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房间。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写了一首词。他昨天写的。词牌叫《念奴娇》。词里有“西江烟雨哭陆沉”。有“北顾延河非孤云”。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首词。写完了他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他把纸折起来。压在枕头底下。
然后他下了楼。
三
晚上八点零三分。梧州。西江岸边。余婉君住所。
房子是李济深家的。李济深是广西省政府**。梧州是他的老家。王亚樵投奔李济深。住在李圩子。但余婉君来了之后。李济深把西江岸边一处房子借给她住。二层小楼。青砖灰瓦。门口种着一棵龙眼树。树上有果子。熟透了。没人摘。落在地上。烂了。烂果子散发出一股甜腻的味儿。混着江水的腥味儿。混着夜里潮湿的土味儿。
王亚樵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弄堂很窄。两边是墙。墙上长着青苔。头顶上有月亮。月亮被云遮了半边。剩下的半边照在地上。白惨惨的。弄堂口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在打盹。车把上挂着一盏马灯。火苗在风里晃。
王亚樵看了那辆黄包车两秒钟。然后他转过身。推开余婉君的门。
门没锁。
四
屋里很暗。只有里屋亮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拧得很小。火苗只有豆大。光从门缝里透出来。在地上铺了一条细线。
“婉君？”
没人回答。
王亚樵往里走。布鞋踩在砖地上。没有声音。他走到里屋门口。门半开着。他伸手去推。
手刚碰到门板——
一捧石灰。劈头盖脸地撒过来。
白的。粉末状的。像雪。但比雪烫。石灰进了眼睛。两只眼睛。像被火烧了一样。他猛地闭上眼。但已经晚了。石灰溶在眼泪里。变成碱水。烧着眼珠。他感觉自己的眼珠子在化。
“尿你妈——！”
王亚樵骂了一句。合肥话。粗的。野的。他一边骂。一边往后退。退了两步。后背撞在墙上。墙上凉。凉的。他靠着墙。抬起手。胡乱擦眼睛。越擦越疼。
然后他听见了脚步声。不止一个。好几个。皮鞋。后跟磕在砖地上。哒。哒。哒。从屋里往外走。往他这边走。
王亚樵把手伸进长衫里。摸到了枪。德国造。毛瑟。他拔出来。眼睛看不见。他只能听。脚步声近了。他开枪。
砰。砰。砰。
枪声在屋里炸开。震得耳朵嗡嗡响。他听见有人叫了一声。中了。至少中了一个。
但脚步声没停。他们从两边包过来。王亚樵把枪口转过去。又是一枪。砰。但子弹打在了墙上。他听见砖屑飞溅的声音。
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余婉君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九哥——！”
她的声音在抖。在哭。王亚樵的枪口顿了一下。就是这一下。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肩。他手里的枪飞了。枪掉在地上。滑到了墙角。他弯腰去捡。眼睛看不见。他摸。手指头碰到了枪管。他攥住。但来不及了。
第二颗子弹打中了左胸。
第三颗。打在肚子上。
第四颗。打在右腿上。
第五颗。打在腰上。
王亚樵跪下来了。膝盖磕在砖地上。他感觉到血从身体里往外冒。热的。一股一股的。他嘴里涌上来腥甜。他咳了一声。血喷在面前的地上。
他听见有人走过来。走到他面前。停下。
然后。刀。
第一刀。砍在肩膀上。骨头断了。咔嚓一声。
第二刀。砍在背上。皮开肉绽。
第三刀。砍在脸上。
刀尖从下巴开始。往上划。划开皮。划开肉。像剥橘子皮一样。从下巴剥到额头。皮往下翻。血往下淌。王亚樵的脸皮被整张剥了下来。
他倒了。
倒在地上。脸朝下。看不见了。但他还有意识。最后的一点。他听见余婉君在哭。哭得很大声。然后她的哭声停了。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倒在地上。
王亚樵的手在地上摸。摸到了什么。圆的。铜的。他攥住。
那颗扣子。从兜里掉出来的。他攥着。攥着。然后他的手松开了。
五
特务们走了。从后门走的。往西江边跑。上了汽艇。汽艇开走了。江面上留下一道白浪。很快就被黑水吞了。
屋里静了。
煤油灯还亮着。灯芯烧到了底。火苗跳了两下。灭了。
黑暗里。王亚樵的手还攥着那颗扣子。手指头僵了。但扣子还在手心里。铜的。刻着“南满”。
余婉君倒在里屋的门槛上。脖子上有一道口子。血淌了一地。她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壁虎。壁虎不动。
六
第二天早上。梧州。李圩子。
李济深坐在堂屋里。手里端着一碗茶。茶凉了。他端了半个时辰。一口没喝。
他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姓郑。郑抱真。王亚樵的副手。跟了王亚樵十二年。从上海到香港到梧州。
“九哥昨晚去了余婉君那儿。”
李济深抬起头。
“去了多久？”
“一晚上没回来。”
李济深把茶碗放下。碗底磕在桌上。咚。他站起来。他什么也没说。他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备车。”
车到了西江岸边。李济深下车。他看见了那栋二层小楼。门开着。门口的地上有脚印。血脚印。从屋里一直延伸到门槛外面。
他走进去。
王亚樵躺在地上。脸朝下。李济深蹲下来。他看了一眼那张脸。然后他转过头。他的嘴唇在抖。他没有说话。他拿手帕。把王亚樵脸上盖住。
他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余婉君倒在门槛上。脖子上有刀口。
李济深回到堂屋。郑抱真站在门口。
“九哥身上的东西。找过没有？”
郑抱真摇头。
“找。”
郑抱真蹲下来。翻了王亚樵的长衫口袋。空空的。他又翻了裤兜。也空的。他翻了里屋。翻了余婉君的身上。没有。
“什么都没有。”
李济深看着王亚樵的手。右手。攥着。攥得很紧。他蹲下来。把王亚樵的手指头一根一根掰开。
手心里。一颗扣子。
铜的。圆的。上面刻着“南满”。
李济深把扣子拿起来。放在掌心里看。扣子背面有一行字。很小。他凑到窗口的光底下看。
“第八颗。”
七
李济深把扣子攥在手里。他站在窗口。窗外是西江。江面上有雾。雾很厚。看不见对岸。
“郑抱真。”
“在。”
“九哥昨天写的那首词。在哪？”
“在枕头底下。”
“拿来。”
郑抱真跑回去。过了一会儿。跑回来。手里攥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念奴娇·困梧州》。字迹潦草。但每一笔都清楚。
李济深把词接过来。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停住了。
最后一句是：“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他问郑抱真：“延河。是什么地方？”
郑抱真说：“延安。”
李济深把纸折起来。塞进兜里。他看着窗外。雾更厚了。
“九哥想投延安。他给周恩来写了信。我写了推荐函。”
他转过身来。
“郑抱真。你听着。九哥的死。跟戴笠有关。但不止戴笠。”
“您是说——”
李济深把掌心里的扣子举起来。
“这个扣子。是从皇姑屯来的。张作霖死的时候。有一颗。铁轨边有两颗。奉天棺材铺有一颗。济南有一颗。刘维周肚子里有一颗。阮玲玉棺材里有一颗。现在是第八颗。九哥手心里。”
“第八颗。还差几颗？”
“不知道。”
李济深把扣子收起来。
“但我知道一件事。这颗扣子不是戴笠留的。戴笠没这个习惯。留扣子的人。跟了这件事八年了。从皇姑屯跟到梧州。从东北跟到广西。”
“他是谁？”
李济深没回答。他走到王亚樵身边。蹲下来。他看着手帕底下那张被剥了皮的脸。他想起王亚樵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今年春天。王亚樵刚到梧州的时候。坐在院子里。喝着茶。突然说了一句。
“济深兄。我这辈子杀了很多人。但我最想杀的人。还没杀。”
李济深当时问：“谁？”
王亚樵说：“那个留扣子的人。”
八
那天晚上。梧州电报局。一个电报员坐在机器前面。
嘀嘀嗒嗒的声音。他在发一封电报。收报人：香港。内容很短：
“九哥去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
电报发出去之后。电报员站起来。他走到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在打盹。电报员上了车。
“去哪？”
“码头。”
黄包车跑起来。轮子碾过石板路。咕噜咕噜的。
电报员坐在车上。他从兜里掏出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攥在手里。
黄包车到了码头。电报员下车。码头上停着一艘汽艇。他跳上去。汽艇发动了。往香港方向开去。
在汽艇上。电报员把扣子翻过来。扣子背面刻着一个字。一个数字。他看了一眼。是“九”。
他笑了。
第九颗。
还差一颗。
九
同一天夜里。南京。戴笠办公室。
戴笠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份电报。电报是梧州站发来的。上面写着：“已办妥。脸皮剥下。扣子在手心。”
戴笠把电报烧了。他看着纸灰飘起来。碎了。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一个土坡前面。四个人都笑着。笑得很难看。因为那时候天很冷。风很大。照相的人喊“笑一笑”。他们咧了咧嘴。就拍下来了。
戴笠看着照片上王亚樵的脸。那张脸在笑。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着。他在湖州的时候。王亚樵最爱笑。笑起来声音很大。哈哈哈的。震得土墙掉灰。
戴笠拿起钢笔。笔尖在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画了一个叉。叉在王亚樵的脸上。墨迹洇开了。王亚樵的笑脸被黑墨水盖住了。
戴笠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写的是：“民国十三年。湖州。四人结拜。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
他拿起笔。在“王亚樵”三个字上。又画了一个叉。然后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他看着那个被墨水盖住的脸。
“大哥。”
他说。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你别怪我。”
然后他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他把扣子拿出来。放在桌上。跟照片并排。
他看着那颗扣子。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夜。黑黢黢的。他想起王亚樵说过的一句话。
“雨农。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戴笠攥紧了扣子。铜的棱角硌着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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